“太岳，你觉得应当如何处置呢？”徐阶问道。
“不，查办科场案！”张居正答道：“最好是将历年来出自讲谈社的士子功名尽数废除！”
“这，这也未免有些过了吧？”徐阶一愣：“这么多士子连个由头都没有便废除功名？恐怕是说不过去吧？总得有个由头吧？比如擅议朝政什么的！”
“先生，你有所不知，那讲谈社的学生从来不评议朝政的！”张居正苦笑道。
“不评议朝政？这怎么可能？”徐阶脸色微变，他也是士大夫出身，年轻士子是个什么德行他实在是太清楚了，若是用这个罪名打击那些书社，绝对是一打一个准，就算他自己，也是二十出头以后才逐渐学会慎言的。那讲谈社少说也有几百个士子，怎么能做到不议论朝政的？
“先生您想想，依照讲谈社安排，每日天没亮便要起床锻炼身体，然后便是读书读到天黑，一年也就只有几天时间可以回家探问双亲，一点闲暇都不留下，与监狱里的苦役犯人又有什么区别。据说有的人回家与家人吃饭是都一手拿着馒头，另一只手还拿着筷子写写画画，口中念念有词，和发了癔病一般，您觉得这样的人还会有精神头议论朝政？”
徐阶听到这里，禁不住打了个哆嗦，叹道：“难怪南直隶的举人里有这么多是出自讲谈社的，这般下来学问的确扎实的很！”
“而且讲谈社这几年来考中了举人的已经不少，进士的也颇有其人！”张居正分析道：“就拿今年的做例子吧，讲谈社中一共中了三十九名举人，而南直隶乃是文教胜地，士子考中进士的比例一向要高于其他地区，若是以下一科京试有三百人算，讲谈社中这一科很可能有近十人中进士。先生，您觉得这样的后果可以接受吗？”
听张居正说到这里，徐阶神色变得凝重起来。正如张居正说的那样，明代科举举人这一级的名额是按照各省分配的，考生也只在省内竞争，哪怕是云南、辽东那种穷乡僻壤，考生也有固定分配的名额。但是到了京试这一环节，考生就必须与全国范围内的同行竞争了，各省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水平巨大差异就体现在进士的分配名额上了。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洪武30年（1397年）的南北榜案，当时以翰林学士刘三吾、王府纪善（明代官职，主讲授之职位）白信蹈主持当年的殿试，结果其所录的前51人竟然全为南方士子，结果北方士子顿时哗然，联名上疏控告两名主考官都偏袒南方人（这两人都是南方人），朱元璋便下令复阅落第试卷，增加北方士子入榜。结果两名主考官复阅后呈上的北方士子卷子不但文理不佳，而且还有犯禁之语。于是有人上告说刘、白二人故意上呈陋卷来掩盖自己的营私舞弊。勃然大怒的朱元璋将刘三吾流放，又将白信蹈和牵涉其中的二十余名官员凌迟处死。自己亲自主持殿试，另外选拔了61名北方士子，被称为北榜，而先前的51南方士子被称为南榜。由于先前选录的51名南方士子是在春天，后来的61名北方士子是在夏天，所以这又被成为春夏榜案。但其实并非当时考官搞地域歧视，只是明初的确南北巨大的经济差异带来的教育差异，其后虽然明朝竭力在科举中通过划定名额的办法来削弱这种地域诧异，恢复全国的政治平衡，但占据经济优势的南方诸省士子在科举中依然占据着越来越大的优势，到了明中晚期这种优势更是越发明显，以至于出现了东林党这种现象。而徐阶和张居正两人自己就是典型的受益者，所以他们比其他人更清楚经济优势在科举竞争中能够发挥的巨大作用。像讲谈社这种背后有着强大经济支持的书社，如果不加以限制，就相当于北京四中、人大附中这样的超级中学，采用衡水教育法，和一群不提供义务教育，依靠私塾教育的普通家庭在一个考场进行竞争，其结果必然会对大明的政治平衡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