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森记得在我华夏四方来草的那个时代里，对我们中国有一句非常常见的评价，那就是：中国人就是一盘散沙。很多人甚至将它当成了我们民族特有的缺陷，不甘沉沦的，想要改变它，至少是指出来引起疗救的希望；而那些精神白种人或者精神大和民族同样也会以此作为中国人是劣等人，必须接受殖民三百年，甚至是理所应该被淘汰掉，否则就是拖人类的后腿，就是天理不容的论据。
郑森上辈子的时候对这个问题也产生过疑惑。不过到了这个时代，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事，郑森反倒是渐渐地想明白了。上辈子郑森读的时候，最不喜欢的科目第一就是政治课了，当时郑森觉得那门课上都是些假大空的骗人东西。然而如今想起来，郑森却越来越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政治课上的确有很多胡话和鬼话，但是也一样有真话，而且是 裸的，血淋淋的真话。比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好像是这样的吧？”郑森想道，“中国人像是一盘散沙其实用这种理论也很好解释，那就是一盘散沙的上层建筑源于一盘散沙的经济基础。如今中国的经济基础就是农经济。农经济是一种自然经济，对于交换的需求非常，所以哪怕是一个的村庄，也完全可以基本上和外界不来往。他们和外界既然没有来往的需要，自然也就没有团结的需要，自然就是一盘散沙！”
接着郑森又想起了自己了解的一些其他民族的历史，于是进一步发现，一盘散沙什么的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特性，任何还处在农经济时代的民族几乎都有着这样的特征。欧洲的那帮子“我老大的老大不是我的老大，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家伙就不了，如今的德川幕府统治之下的日本又何尝不是如此？
作为一个曾经的理科生，郑森又习惯性把理科的那一套知识拖了出来：“一盘散沙其实就是组织度不高，组织度不高其实就是系统内的熵值太高。‘孤立系统的熵值永不减少，熵在可逆过程中不变，在不可逆过程中增加’。要提高组织度，就要减少系统内的熵值，就要从系统外获得负熵，也就是获得系统外的能量。欧洲之所以最先玩出了工业革命，这不见得是他们智商高，而是因为通过殖民活动，他们不断地从其他地方获得了资源和资金，这就是系统外的能量，这就是系统外的负熵。有了这些，系统内的组织度才能不断上升，整个国家才能不是一盘散沙。这虽然不见得是组织度高的充分条件，但它几乎可以算是提高组织度的必要条件了吧。”
郑森觉得，如今的郑家，完全是有条件至少在台湾改变一盘散沙的农经济的。如今的郑家，通过海贸可以获得很多的收益，这就等于是从系统外获得了负熵。只是拥有了从系统外获得负熵的能力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要想提高组织度，还必须有切实的行动。在此之前，郑家对于在台湾的移民的管理是非常的粗放化，基本上就是在台湾有搞了一套农经济。这在郑森看来实在是不可容忍。
“首先通过免疫手段，将北港的管理阶层和各个村之间的联系强化起来，这样建立起一个从北港延伸到各个村的网络。这是强化组织度的第一步。接着其实还可以通过引导那些农民进行经济作物栽培，而不是单纯的粮食的栽培来打破封闭的农经济，有哪些东西比较适合在台湾种植呢？甘蔗、胡椒、樟脑、还有什么呢？好像好像罂粟也可以！而且来钱绝对快！”一个想法像火花一样在郑森的脑袋里闪了一下。
“当然，这东西我们的人绝对不能碰，只能卖给别人，比如欧洲人，比如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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