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国强喝了一大口茶，沉稳有力地说：“说得好啊！
经营，对，我们不能以监管的思路来对待资本市场，那就太狭隘了。
我们要经营资本市场，要让它为我所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用。
我们要经营的对象不是市场，而是投资者，是人心，是价值观！
资本市场的估值和走向，是由投资者的价值观所决定。
如果我们经营得好，收获的可不仅仅是巨大的经济效益，还能凝聚人心啊！”
任国强的眼神变得坚毅，原本隐隐约约的改革路径变得愈发清晰和具体。
任震威摊了摊手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一亿投资者的价值观可不是那么容易引导的啊！”
“是啊，所以资本市场的改革与振兴不可操之过急，必须缜密谋划，有序实施。”
任国强说，“其实你们刚才提到的许多问题，中央高层也不是没有看到，不少改革的具体措施也正在酝酿当中。
不过你们所谈到的资本市场价值观的树立，确实很有意义，不止资本市场，整个金融体系的改革都应当围绕这个核心有序展开。
好了，形而上的东西就谈到这里吧！
有没有具体的建议和意见？
豪韵，你上次提到的‘梦想草原’的构想很有意思啊！
怎么样？
还有没有其他想法？”
任国强面带微笑注视着梅豪韵。
梅豪韵羞红了脸，微微低下了头。
正是因为采纳了梅豪韵和任震威的建议，任国强力主放宽私募投资基金的准入门槛，大力发展中小型私募基金。
不到一年时间，注册备案的私募投资类公司多达10万家。
然而，十多年前搞所谓“一级半市场”
的骗子们摇身一变成了股权类私募机构的主力，搞非法集资的骗子们也披上了投资类私募机构的外衣。
相比之下，真正有志于搞好口碑，做好投资的中小型私募机构倒成了少数派。
还没等他们做出口碑，做出规模，整个行业早就乌烟瘴气，声名狼藉了，甚至有些诈骗案件还搞出了群体事件。
任国强也因此受到了一些诘难，不过他倒很看得开，这种劣币驱良币现象的成因很复杂，多数是执行层面出了问题。
每一次放松管制的措施，都可能出现这种问题，正如邓公所言，打开窗户，新鲜空气进来了，苍蝇蚊子自然也会趁机进入，没有必要因噎废食。
他特意表扬了“梦想草原”
的构想，就是鼓励梅豪韵放下包袱，畅所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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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豪韵也不扭捏，朗声说道：“我觉得，资本市场要发展壮大，要提高直接融资的比例，杠杆资金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的老百姓投资意识比较淡薄，风险承受能力也较弱，他们更愿意把钱存银行，从而导致我国老百姓储蓄远大于投资。
这种状况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可能改变。
那么就需要杠杆作为桥梁，作为一种风险交换的手段，把老百姓的钱间接引入到股市来。
杠杆之所以助涨助跌，加剧波动，是因为资金的出借方把风险转嫁给资金融入方和资本市场，设置了强行平仓的条款。
从而形成了越跌越要跌的负反馈机制。
如果融资双方以融资期限作为唯一的还款条件，出借方不得在到期前以抵押物的价格下跌为由，提前要求偿还资金，就不存在助涨助跌，加剧风险的问题了。
资金出借方有义务对抵押证券严格事前评估，控制抵押率，并且理应承担抵押物过度下跌的穿仓风险，决不能只顾着自己无节制地赚钱，却把这些风险转嫁给融资者和资本市场。”
“但是融资条款是双方协商确定的，这是纯粹的市场化行为，不宜人为干预啊！”任震威插话道。
“虽说是市场行为，但是资金出借方和融入方的地位完全不对等，导致了协议双方的权利义务也是不对等的。如果出借方只是把风险转嫁给了投资者，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那也没什么。但是风险一旦转嫁到了资本市场，导致了助涨助跌，加剧波动的结果，那就是对市场整体的伤害了。监管者为了避免这种伤害，一禁了之，表面上看风险化解了，但同时也扼杀了资本市场发展壮大的机会，提高直接融资比例也成为了一句空话。”梅豪韵据理力争。
“发现问题是容易的，解决问题就没那么简单了。
因为银行业的贪婪和不负责任所造成的伤害，岂止在资本市场啊！
但银行也是企业，人家从自身利益出发所采取的商业行为无可厚非，我们不能随意干预啊！
过去政企不分，行政手段经营银行的失败教训已经明白无误地证明了那样更糟糕。
两害相权取其轻，对银行业的改革短期内恐怕没有好的办法。”
任国强叹了口气说，“豪韵啊，如果你们有什么变通的想法，可以大胆地尝试。
在不违反原则的范围内，我会大力支持的。”
梅豪韵要的就是这句话，他既然郑重地提出了问题，自然也是有的放矢的，有一些初步的构思已经酝酿了很久，是时候尝试一下了。
日理万机的任国强难得留下来与大鲁、任震威和梅豪韵一块儿共进晚餐。席间，谁都没再谈工作，海阔天空地闲扯，当然也免不了谈论了不少大院里的过往，那些被坊间传得神乎其神的奇闻轶事，在梅豪韵听来，也不过只是青葱岁月、家长里短而已。
大鲁喝了不少酒，非说梅豪韵是民粹分子。
梅豪韵当然拒不承认，在他的意识里，民粹分子就等同于键盘侠和市井小人，他们没有思想没有抱负；没有原则立场，有奶便是娘；那些似是而非的民粹思想不过只是满腹的牢骚和抱怨罢了，无非为了发泄对生活的不满而已。
梅豪韵可不是这样的，相反他非常鄙视和反感这类人。
哪怕在穷困潦倒的时候，他也明白无误地理解，改变生活的唯一途径是塑造自己，而不是埋怨社会。
反倒是现在，生活富足优渥了，他却产生了强烈的改善社会的愿望，哪怕以他已经拥有的财富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