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涛没有立即表示反对，他忍住了，因为他知道，哪怕提出反对意见也没用。
“我们还是继续讨论具体问题，我建议跟被捕的同志有过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同志暂时离开上海，等这件事有了结果后再回来继续工作。”郭嵩涛说道。
“市工委被捕的同志当中，有三位同志跟我有工作上的联系，但我反对老郭的意见，隐蔽起来可以，但我不能离开上海。我一旦离开上海，我们的社会工作就会停顿下来，这个责任谁来承担？”社会部的领导坚持自己的观点。
“我也不同意老郭的观点，我相信我们的同志哪怕在监狱里也会跟敌人做不屈不挠的斗争，绝对不会屈服于敌人的淫威。”组织部的那位同志跟着表态道。
“就是，也就是侯亮这个软骨头，会被敌人用家人的性命来要挟背叛了革命。”
在座的人纷纷反对，如果郭嵩涛的提议通过，他们这些人大多数都得离开上海。
“侯亮的确是叛徒，可是大家要知道他也是经过了四一二大屠杀时的种种考验的，敌人现在对我们已经是不择手段了，任何招数都能用出来，我们不能保证被捕的人里是不是还会有叛徒出现。”郭嵩涛说道。
“老郭，作为上海市委代理负责人，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不相信我们自己的同志吗？”社会部的领导不客气地问道。
“就是，我们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根本不怕流血和牺牲，敌人想用酷刑折磨来使得我们的同志屈服，是不可能得逞的。”
在座的人都反对撤离，郭嵩涛也只好作罢，但是他的心却是惴惴不安。
第二天上午，路鸣上班后就去看望了准备转移到宾馆的侯亮。
他并不鄙视侯亮，觉得侯亮真的做到了他所能做到的一切，他的背叛不过是为了保护家人，这一点虽然令人遗憾，但也只能唏嘘感叹了。
路鸣并不完全赞同董先生和安意的观点，认为为了什么大的目标，就可以牺牲掉家人的性命。
他的观点是国家是由一个个小家组成的，如果没有这一个个小家，也就不存在什么国家了。
如果任何人都可以随意牺牲一个小家，如何才能保证国家的利益不被牺牲？在路鸣看来，这的确是个悖论。
董先生和安意给他出的那个难题，他想了半夜也没有答案。
如果他被日本人抓住了，日本人又用他的妻子和孩子的性命来威胁他，让他交出机密，这个机密可能关系到成千上万的人的生命安全，甚至可能关系到重大的国家利益，那么他是宁可牺牲掉妻子和孩子的性命，还是交出机密？
也就是说，当妻子和孩子的性命，与成千上万人的性命安全产生冲突时，他应该站在那一边？
尤其面对的是外敌入侵，这真是太难了。
路鸣觉得这纯粹就是一种假设。
比如说侯亮这个例子。
侯亮已经坚持了那么久的时间，已经给善后工作留下了充足的时间，可是那些人依然没有撤离，寄希望于侯亮不会招供，这不是近乎愚蠢的行为吗？
他深信一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人性是有弱点的，不在此处就在彼处。
所以他觉得侯亮没有错，错的是那些被捕的人。
路鸣当然知道，董先生和安意决不会同意他的观点，或许这就是他和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区别吧。
路鸣对安意的那些慷慨陈词表示怀疑，他知道共-产-党人意志坚定，不怕牺牲，但每个人都会有自身的弱点，也许在平时连自己都觉察不到。
侯亮已经由地下室转移到一楼的一个房间，他身上许多地方依然缠着绷带，主治医生和护士在一旁照顾着他，他还需要治疗一段时间才能痊愈。
在病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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