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形势我看得很清楚，不过跟你说的正好相反，不是敌人无法调动军队和警察，而是我们的人全都暴露在敌人的眼皮底下。鲁莽行动，就有被敌人一网打尽的危险。同志们，大革命血的教训我们时刻应该牢记在心。”郭嵩涛掷地有声道。
“那又怎么样？我们不能被敌人的白色恐怖吓倒。革命也许不是一次能成功的，也许这次我们还是会失败，但是我们可以用鲜血和生命唤醒广大群众，唤醒他们心中的良知和斗争的精神。”组织部的另一位的同志也是坚持武装暴动的代表之一。
“用鲜血和生命来换取？这个代价太大了吧？”市委文化部的领导嘲讽道。
“就是，用谁的生命和鲜血来唤醒民众？是用你的吗？”郭嵩涛也冷冷地说道。
“对，是用我的，也是用我们的，说不定我们这次就能成功。”社会部的领导力挺道。
“你也知道是说不定的事，既然不能肯定，就贸然用牺牲整个地下党组织的代价去唤醒民众，你不觉得这代价太大了吗？这个责任谁来负，你担负得起吗？”郭嵩涛毫不客气地道。
社会部的领导看了看组织部的那位同志，两个人都不做声了。
的确，他们所说的代价太大了，不但他们两人担负不起，在座的任何人都担负不起。
“我看不用再争辩下去了，这件事还是由中央来决定，这不是我们能决定得了的，现在我们还是商量一下如何营救被敌人逮捕的同志吧。”组织部的领导说道。
谈到营救的问题，郭嵩涛喝了一口茶，然后叹息道：“目前我们掌握的各种社会关系都动用了，但是几乎没有用，我们现在能寄希望的，也是最好的结果就是逼迫国民党当局进行公开审讯，这样我们的同志就能免于被敌人秘密处决。律师我们都请好了，就是章士钊先生。”
“哦，章大律师同意了出面帮助我们了吗？”文化部的领导急忙问道。
提起章士钊，上海的大多数人都知道，他是段祺瑞政府时期的教育总长，后来辞职当了执业大律师。
当初共-产-党领袖陈-独-秀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就是章士钊铁肩担道义，主动出面担任他的律师，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引经据典，使得法庭不得不对陈-独-秀轻判。
“可是我们如何能逼迫政府当局公开审理这桩案子？这次涉及到的人可不少啊。”组织部的领导忧心地问道。
“自然还是动用各种社会关系，让民主党派的朋友和文化界名流向国民党当局施压。”郭嵩涛说道。
“我们不能如此消极，我们应该用暴力还击敌人的暴力，哪怕不能马上发动整个城市的武装暴动，也要搞一次小型暴动，趁着敌人慌乱的时候把被敌人关押的同志营救出来。”社会部的领导说道。
“小型暴动还是有风险的，如果采取武装救援的方式，先把自己的同志救出来呢？”组织部的领导问道。
“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复兴社大楼里有一个连的警卫部队，而且配备了重型武器，复兴社的特务全部是军人出身，他们个个有枪，也都能战斗。这次大搜捕又增加了两个连的兵力，敌人依靠坚固的大楼做工事，我们没有一个团的兵力，没法迅速攻占那座大楼。”郭嵩涛说道。
“一个团的兵力？”
所有人听到这个数字都有些绝望了。
地下党也有一支自己的行动队，人数有限，即便加上特科行动处的人，也绝对达不到一个团的兵力，除非把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全部武装起来。
然而，就算能凑齐一个团的队伍，也没有足够数量的重武器，单靠手枪和步枪就想攻下一座坚固的堡垒，是绝对不可能的。
另外敌人大多数都是经过战场考验的老兵，可是武装起来的工人根本没经过实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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