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原因在于外寇入侵和贫富差距太大，他在后来的远东问题中预言：“中国人会在很短时间内放弃一切传统价值走向极端暴力式的革命，中国会因为极端暴力式的革命而衍生非常暴烈文化。”再经过一段时间后，“中国人会认识到暴力不能给他们带来幸福与和平，中国人会在经过一段时间后重新将儒家思想和西方文明结合，创造人类历史上另一次很伟大的文明。”
杜威曾与罗素在湖南督军谭延闿家共进晚餐，在湖南工会发表演说时他说，希望中国的雇主和劳工之双方进步与进化，不蹈阶级战争之覆辙。资本家对于劳工，互相提携，以增进其幸福。杜威重视蓝领阶级利益和教养，但他不鼓动蓝领阶级去掀翻整个旧世界。他认为平民主义政治的两大条件是：一个社会的利益须由这个社会的所有成员共同享受；个人与个人、团体与团体之间，须有圆满的自由的交互影响。
1921年7月11日，杜威一行离开北京赴山东访问。7月1823日在济南讲演后，7月25日8月1日游泰山、谒孔庙、游览青岛，于1921年8月2日偕夫人和女儿一起离开青岛取道日本回国。离开中国前谒孔庙，也许是接待方的安排，但至少说明杜威是同意的。
有人说，上述事实表明，如果当时中国五四运动的众多发起者存有杜威那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新文化运动将朝着理性、温和的方向发展，五四运动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也不会有后来非基督教运动中的暴力事件发生。而现实中的众多中国人就如杜威所言，他们在“沮丧中变得极度悲观和痛苦”，从而引发了改变新文化运动方向的五四运动。
回首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产生的影响，它对教育的影响延续得最为稳定，这些影响中包含了杜威所发挥的作用。
杜威主张用科学和实验的方法解决社会和人生的问题。他认为“实验的方法，是保障世间人类幸福的唯一的保障。”“使人生的行为，受知识支配，不要做无意识的盲从”。跟卢梭与马克思一样，杜威认为一切基于信仰的绝对真理都应该受到质疑。这点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改变，也引发人们的诸多争议，因为依靠科学实验产生的理性来了，就意味着上帝死了。1819世纪科学的巨大成功使科学和理性成为许多人的宗教。唯物论和理性崇拜是一大批优秀科学家、思想家的共同特点，并非仅仅杜威少数人。
在教育上，杜威主张公共教育是政府的责任，要确保机会平等；教育的目的有个人组成的社会决定，让学生成为主动、活泼、独立、有创造力和判断力的人；在共同生活中养成协作和服务的精神与能力，做一个能与他人合作并参与共同治理社会的人。杜威认为：“中国的保守主义既非本土的，也非自然出现的，它主要是一个呆板的死记硬背的教育体制的产物，这种教育植根于用一种僵死的语言作为教学手段。”
一个夏日的午后，杜威、胡适、蒋梦麟三人在北平西山看到一个屎壳郎在奋力推泥团，屡败屡战。胡适和蒋梦麟都称赞屎壳郎有恒心和毅力，杜威却说，它的毅力固然可嘉，它的愚蠢却实在可怜。因为按照杜威提出的实验主义反省“五步思维法”，屡屡失败的屎壳郎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杜威参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等机构制定的学制改革案，1922年11月1日以大总统的名义颁布，史称“壬戌学制”，标志了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
其中强调了体现杜威教育观念的七条原则：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 ，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新学制第四条规定：“儿童是教育的中心。儿童个性的发展，在创立学制时，应予以特别注意。嗣后，中等和高等学校，必须实行选科制。所有的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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