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5年被称为“培罗之锤”的古斯塔夫五世去世，继任的弗雷德里希皇帝认识到不能再继续这种过于残酷的宗教政策，否则将对国力造成无法估量的伤害，于是采取更宽容的态度——除了那些确实崇拜邪神、搞血祭之类恐怖活动的疯子，其它那些仅仅是崇拜异教神或者初次触犯教廷戒律的罪人，不再实行火刑，一律改为流放远东，让这些异端分子去开荒种田。这样既博得了仁慈的美名，还开发了边疆沃土，为国家带来新的税源，可谓两全其美。
弗雷德里希大帝的后继者们也都继承了这一政策，国内的火刑记录由最高峰时每天超千起锐减为每年不足一千起，考虑到帝国仅仅是本土就有近2000万平方里的辽阔疆域，人口高达两亿之巨，每年烧死上千极端邪教徒实在算不得严酷，相比之下，被驱赶到远东去的异端则稳定在每年一到两万左右，其中当然也有被冤枉的，但是总的来说宗教氛围比弗雷德里希大帝之前的时代要宽容得多。
到了当今皇帝查理四世执政时期，对异端的处罚又有所放宽，对于那些信仰非邪恶阵营神祇的异端，如若不想遭受全家流放远东的命运，只要购买赎罪券就可以获得继续留在当地生活的特赦待遇，不过还是被剥夺了从事教师、律师、医生、记者等职业以及出任政府公职的资格，禁止公开发表文章和艺术作品，禁止参加社会公共活动，并且每年都要额外缴纳一笔惩罚性的“悔过税”。
相比之下远东行省的市镇官员行列中并不乏当地人的身影，而且当地异端承担的税负比帝国内陆的异端更轻，这也是内阁首相穆勒觉得有必要向远东人普遍征收什一税的理由之一——否则内陆省份的异端就会感到不公平，更倾向于接受被流放的处罚而非购买赎罪券、缴纳悔过税。所以当远东叛乱的消息传到圣城，从皇帝陛下到内阁群臣都感到很费解：为什么这场所谓的“异端革命”并不是首先发生在受压迫与歧视更严重的帝国内陆省份，而是发生在更自由更宽松的远东？那些乖乖购买赎罪券、缴纳悔过税的异端都没有起来造反，远东那群暴民怎么就好意思起来推翻宽待他们的合法政府呢？
除了忘恩负义，皇帝陛下和他的内阁群臣想不出别的答案。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普世牧首”格里高利·康斯坦丁首先表态，在呈交皇帝的奏疏中做了深刻的自我检讨，认为教会这些年来疏忽了对远东异端的监督和管理，仅仅派遣一位高级教士出任远东大主教是不够的，正确的做法是在远东各个城镇设置宗教审判所，监督当地的异端活动，发现犯罪的苗头立刻严厉镇压，如此方能净化当地腐化堕落的社会风气，防患于未然。
皇帝本人健康欠佳，近年来极少亲理政务，格里高利的信他看过以后没有做出任何批示，让宫廷总管施泰因迈尔男爵转交内阁。
帝国首相穆勒伯爵在内阁会议上宣读了这封信，询问群臣有何高见。与会者大多一笑置之，没有兴趣认真讨论格里高利的建议。
虽然嘴上不说，多数大臣心里认为格里高利这老头思想落伍，想回到那个火刑架遍地生烟的宗教恐怖时代；另一方面，就算是那些认同格里高利建议的大臣也不敢公开支持，因为他这个“普世牧首”的权力仅限于代表皇帝陛下管理帝国各地的教堂与修道院，却无权指挥宗教审判所。
宗教审判所是独立于教堂之外的圣职体系，除了远东行省，在帝国其它行省都设有分部，行省下面的市镇则设有派出机构，如同无数血管渗透到帝国各地，也只有这样一个庞大的机构体系才能监察这个庞大的帝国，及时发现并惩处邪教分子。
这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机构，皇帝陛下没有精力管，普世牧首格里高利想管却管不着，其权柄掌握在身兼教会第三号领袖“大公裁判”与帝国皇储两大头衔的弗兰克太子手中。这位太子殿下的立场与格里高利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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