苛的等级制度，已经深深的铭刻在这个民族的骨子里，即便是在现代社会也同样如此。日本民族就像一只军队，严苛的等级制度，使得每个日本人就像一个个零件似的各安其分。
武士阶层尽管具有寄生的特权，但即使农民所提供的赋税不足以养活他们，他们也不得从事劳动或商业，而只能节俭度日。农民阶层，尽管他们必须忍受武士之刀的凌辱而不得反抗，德川家康所颁布的法令中规定：“对武士无礼，对上司不逊的庶民，可立即斩杀”。
各阶层的人都很清楚自己的义务、特权和地位。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一逾越自己的特权范围，必将受到惩罚。
比如在农民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中，尽管农民的抱怨是合理的，国家也应当尊重。但是农民领袖破坏了“忠”这一基本法令，于是，在他们被拉上断头台的时候，他们的同胞也认为这是必须的，即使目睹行刑也决不暴动。他们可以在事后建祠，但却认为行刑是自己所赖以生存的等级制法令的核心，必须接受。
这种政体原则决定了日本人们评价事物的准则，不是“正义与否”，而是“伟大与否”。善恶的意义仅仅在于它能否实现一定的目的。人性、民主也同样被放到了一个非常低下的位置。
这样的国家就像一支永远处于操练中的军队，它有着严明的组织纪律，人人都苛受自己在这个组织中的地位。在那里无所谓正义或仁爱，一切仅仅是为实现目的而奋斗。这样的社会如同一支军队，一切异议和私欲都被军衔制和军纪所排除，因此其组合具有最为强大的力量。
所有日本人都是一支庞大军队的成员。它是金字塔型的，以天皇为最高精神领袖，贱民为最底层。各阶层被固定得安排到自己的位置之上，并被安排了相应的特权。
这也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整个国家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扭成了一股绳。明治日本能够在短短30年间跻身成为世界列强，正是这样一种社会价值观的长期作用，培养了日本人强烈的集团归属意识。
集团主义发展的最终归宿是所谓“忠君爱国”，就是在“国家至上”的信念引导下，抑制和放弃自我、无条件地服从天皇和国家。
在近代日本发动的一系列对外战争中，剥夺自我、抹杀人性的军国主义被作为军人思想教化的工具，造就了无数愚昧、狂热的军人。在狂热代替了理性的时代，许多人喊着“天皇陛下万岁”的口号而丧命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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