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创作的各个方面的问题。
同时李贽、冯梦龙等的评点本又结合作品的人物、关目，曲白等加以评论，多所发明。
到清代有关戏曲理论的著作更多，然而多集中在韵律、词藻和本事考证等方面，在创作实践和舞台演出方面提出较多可贵意见的当推李渔。
就比如李渔，浙江兰蹊人，生于江苏如皋，自少遍游四方，曾到过苏，皖，赣，闽、鄂、鲁、豫、陕、甘、晋、北京等地。
到了晚年自南京移家杭州西湖，因自号湖上笠翁，并且自蓄家妓，携至各处献艺，积累了丰富的戏曲演出经验。
他的戏曲论著存《闲情偶寄》中，分为词曲和演习两部，词曲部从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六方面论戏曲文学，演习部从选剧、变调、授曲、教白、脱套五方面论戏曲表演。
李渔很重视戏曲文学，他说：“填词非末技，乃与史传诗文同流而异派者也。”这是由于他看到了戏曲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和强大的感染力。
他认为“传奇一书，昔人以代木铎，因愚夫愚妇识字知书者少，劝使为善，诫使勿恶，其道无由，故设此种文词”。
所以，他把戏曲看做封建社会的“寿世之方”，“弭灾之具”。他写戏的目的也“不过借三寸枯管，为圣天子粉饰太平；揭一片佛心，效老道人木铎里巷”。
这种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帮闲文人的立场，严重地影响到他的戏曲理论和创作的成就。
但是，由于他从演出出发，重视舞台效果，所以他关于戏曲文学和表演方面的论述仍有独到的见解，而且系统地总结了前人的成就。
李渔不同于那些专从一个曲牌，一些字句出发的评论家，而很重视作品的结构。
他指出当时所撰剧本“所以不被管弦、付优盂者，非审音协律之难，而结构全部规模之未善也”。
他提出了立主脑的问题，这就是现在说的主题。他说：“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
从而他又提出一本戏要有一主脑人物，一主脑事件，以中心线索为戏剧矛盾的基础。
他批评当时一些传奇说；“后人作传奇，但知为一人而作，不知为一事而作，尽此一人所行之事，逐节铺陈，有时散金碎玉，以作零出则可，谓之全本，则为断线之珠，无梁之屋。”
这是一般传奇的通病，他从此出发，提出“减头绪”、“密针线”的主张，使作品脉络清楚，结构严谨以突出主脑。
更可贵的是，他将主题思想和结构联系起来论述，因为材料组织得是否巧妙，离开主题思想是很难得到正确的解释的。
他在关目的安排方面也有一些值得称道的见解，并且他反对蹈袭前人，提出“脱窠臼”，主张选要“奇”，而又“不当索诸闻见之外”，要求作者从“家常日用之事”中去发掘戏曲题材。
他认为生活中有许多“前人未见之事”，也有许多前人“摹写未尽之情”。
这些意见都是有价值的，但是由于他生活圈子的狭小和思想趣味的庸俗，所以创作成就不大。
他要求戏曲语言的浅显，他说：“传奇不比文章，文章作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故贵浅而不贵深。”
并且认为“自古来圣贤所传之经传亦只浅而不深”，“能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
这和当时曲家偏重词藻典雅华丽的风气是对立的。他还特别重视宾白的创作，曾说，“曲之有白，就文字论之，则有如经文之于传注；就物理论之，则如栋梁之于榱桷；就人身论之，则如肢体之于血脉。”
“非但不可相无，且觉稍有不称，即因此‘贱役’，竞作无用观者。故知宾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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