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七年，东兰土州被一分为二，东院6地被改为流官制，设流官知州，其余6地仍按旧制，但是降级为土州同。
经过这次整体把大改小，局部彻底改流，土司领地大为缩小，势力被严重削弱，各土官也已感觉到自己统治已到末日。
而具体改流类型的话，像是有因土司犯罪而被改流的。
的确，清政府很好的利用了土司犯罪的机会，趁机将其辖区改土归流，这是一种主要改流原因。
像是在康熙时期，龙州土司赵殿烘生活**，晚上在凤凰山顶上点燃两盏巨型大灯“亮如白昼以为乐”，后因修建土城被太平府弹劾，全家被迁往桂林，后又被迁往江南。
雍正三年，清政府把土龙州分析为上龙巡检司和下龙巡检司，任命赵墉为下龙巡检司。
而赵墉“暴敛横行”，激起土民反抗，于雍正七年被彻底改土归流。
雍正初年时期，南方诸省出现散札、割人发辫等极端活动，有人到处散布“瘟疫鬼魅”、“天下大乱”等谣言，制造恐怖，骗人钱财。
雍正七年，清军在泗城一代搜捕号称“盘王”的归顺人李布翁。
当地官员搜寻不到此人，以李布翁为归顺人为由，革除归顺土知州岑佐祚并将其审问。
雍正八年，正式以“骄纵乖戾，不守官箴”的罪名将岑佐祚革职，后该土州无人承袭，请求改土归流，设立了归顺知州。
又例如雍正十一年1733年，因其家族内斗，土司赵康祚因犯谋杀而被强制改流，属崇善县管辖。
以及在明朝时，泗城岑氏土司成为广西地区实力最为强大的土司，领地东到东兰州界300里，西到上林长官司界120里，南达田州界180里，北至贵州永宁州界1000里，面积广大，积累了雄厚的人力物力。
岑氏土司怙恶不悛“横征滥派，众不聊生，以致杀劫为活”。
雍正五年1727年六月，泗城土知府岑映宸擅自调兵4000驻扎于南盘江，准备进攻贵州普安州。
鄂尔泰在平定乌蒙、东川、镇雄三大土司后，继续南下，驻扎于贵州安龙。
岑映宸见机不利，自知犯罪难逃，携缴印请罪，肯定免死。
鄂尔泰顺势革去岑映宸官职，改土归流。
岑映宸的家人被安排回原籍浙江安插。
因岑映宸的祖辈曾在镇压三番之乱时有功于清廷，同意将岑映宸的弟弟岑映翰授予八品官，留居泗城，但是规定不准干预地方相关事宜。
泗城土司不改恶心，终被清廷改流。
至于改土归流善后措施，笼统的说，改土归流后的善后措施是指在革除土司后，在其原辖区为更好的实施流官制而进行的维护工作，善后工作进行的合适与否，关系到改土归流的成败，为防止复土、安定民生，清政府从妥善安置土官、重划疆域、革除旧习、选派流官人才、建设民生工程五个方面对土司管理旧地进行合理善后，收到显著效果，为稳定改土局势、安定民生起到了积极效果。
鄂尔泰对改土的善后工作十分重视，他在奏折中一再强调“若不筹画万全，相机而动，即剪除土官，亦难以善后”。
同时他也认识到善后措施的关键所在“善后之难，尤难于创举”，只有把改土归流的善后工作做好，才能真正完成流官制。
还有就是妥善的安置土官。
这也很重要，清廷在对待被改流的土司上，主要以怀柔政策为主，没有处死过壮族土司。
除个别罪大恶极又不服从改流的土司被处以重刑，例如云南镇沅土官刀瀚因欺压百姓、强占土地被处以斩监候贵州康佐土官薛世乾因抢劫杀戮被处以终身监禁，其余多选择安插办法。
在雍正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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