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借桥抒发情绪，借赋搞点幽默，是他的风格。
四川是个出才子的地方，比如古代最有名的，李白，苏东坡一家三父子。近代就更多了，郭沫若、巴金是近代最有名的大家。从中国文化史上来看，四川出才子的比例，大概与江浙可以齐名了，究其原因，估计与生产生活水平与方式有关。天府之国与江南的鱼米之乡，在生活富足程度来比，大致相似。况且川西坝子，更是因为都江堰的存在，每年人们闲时多、忙时少，就给欣赏艺术带来了群众基础。
穷不养艺，自古皆然。
但是，四川出的大才子多，还与安宁的社会环境有关。除了明末张献忠的屠杀以外，四川大部分因地理的原因，与中原有隔绝，造成了独特的地方文化氛围。这里风景秀丽如峨眉、西岭，完全可以给诗人提供想象与歌颂的空间，还有川西高原、贡嘎雪山，壮美的风格，给人以大气的风骨。这是江浙文人所不能比的。江渐文化虽然精致，但大气，倒比不上四川了。
天下才子来四川，四川才子出天下。这也是一个独特的现象，这里好像是个文人的中转站，外来的才子，如果到一次四川，文化艺术的风格就会得到杂交和改变，焕发出从前完全不同的雄奇风采，比如杜甫。四川才子出了四川以后，很容易名满天下，是不是也是这种文化杂交后的产物呢？
比如陈毅元帅当年出川时写的诗：“三峡束长江，欲使江流改；一旦破夔门，东流归大海。”
四川的文化人，如果不出四川，就小家子气，如魏明伦般，才虽有才，但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却要打折扣了。他写的《潘金莲》，虽是川剧，但当年也是对传统文化有了一些冲击。他把历史上人们认为可遭痛恨的潘金莲这个人物，写成了妇女解放意识的觉醒先驱，这也算是个独特的视角。但是，后来，并没有再产生更有影响力的作品了。因为，一个文人，如果不将自己的思考对象，放到中华民族整体的文化背景上，不把自己的写作对象，放到当今时代的反思上，它是形成不了巨大影响力的。没有影响力的作品，哪怕再精致、再大胆，也是自说自话。
这让我想起了陕西的三位作家。贾平凹是最有才气的，但他的才气与中国现代的关注点没有合拍，所以，只能叫做怪才。而路遥的才气明显不如他，但他将自己的作品直接对准这个时代，所以就有了《平凡的世界》。陈忠实企图将近百年中华传统的演变史写出来，大则大矣，但焦点不集中，情绪不饱满，意义虽然多，但冲击力差了些。但《白鹿原》的影响，也远比贾平凹的任何作品强，虽然贾是陕西第一才子。
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小池，如果她在这里，免不了要跟我辩论一番，她会有哪些观点和结论呢？
算了，肚子有点饿，先填饱再说。
走到河边一个宵夜的摊子，要了一个兔头，几碟凉菜，一瓶啤酒，就着这偶尔吹来的河风，喝了起来。
过了几分钟，邻座就来了几个外地人，口音估计是东北的，其中有一个成都口音的人作东，估计是招待外地朋友。他们倒是高谈阔论，令我兴趣倍增。
东北人和四川人，都是中国优秀的吹牛大师，我倒要听听，这个成都人，拿什么故事来招待北方的朋友。
“东北当官的多，四川当大官的人少，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成都人的问题，现场就激发了大家的兴趣，我在一边，也很好奇，看他怎么演绎。
要说，就是讲故事，吹牛也就是艺术了。要吹得感情澎湃要吹得别人想听，还真是个技术活。他的话从问题开关，一下就抓住了观众，简直是教一般的写作经典了。
“主要是追求不同。你们东北人，追求霸气，我们四川人追求安逸。所以，结果也就不同了。”
你看看，先提出结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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