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在子、卯、午、酉年秋八月进行，故又称“秋闱”。
参加乡试的人员有两种人，一是在校学生，即国子监监生和府、州、县官学就读的生员。
但生员必须是在按察司提学副使主持的科考中获得一、二等的“科举生员”。
二是“充场儒士”。在明代，未人政府各级学校的读书人称“童生”，他们中的一些人经特别考试，可获准参加乡试。
乡试参试名额与中举名额大致为三十比一，即录取一名举人，参试者约为三十名。
韦宝这种秀才属于第二种，在乡试之前还得参加一个科试。
根据“科举成式”的规定，“官未人流者”也可参加乡试，但从官、吏分途以及任官注重资格以后，这种情况就基本取消了。
“科举成式”还规定，学校教官、罢闲官吏、倡优之家以及居父母丧者，不许参加乡试。
韦宝倒是没有这些限制。
乡试试场设在各省省城，即布政司衙门所在地，南北直隶的试场分别设在应天、顺天二府，即今北京、南京。
考试之前，各布政司及二京府均聘请主考官二人、同考官四人。主考官的职责是出题、审卷、决定录取名单、排定名次并上报礼部，同考官则负责协助出题、审卷。
明初，南北两京乡试的主考官规定用翰林官，各省则教官、耆儒兼用。景泰三年（1452），定两京乡试考官仍用翰林，但各省考官不再用“耆儒”，只由布政司和按察司会同巡按御史在本省教官中推举五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平日精通文学、持身谦谨者”充任。
这一规定，本意是要考官得人，但考官既由布、按二司与巡按御史推举，而教官本来就职份卑微，对上司的嘱托也就不能不有所关照，有的甚至主动献殷勤，致使考生们意见纷然。
于是不断有人建议差京官往各省主考乡试，以杜请托。
嘉靖七年（1528），世宗采纳大学士张璁的意见，每省派京官或进士二人前往主考，但只行了两科，就因与监考官的礼节纠纷而罢。
直到万历十一年（1583），礼部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才最后定制：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四个读书人较多的省份由翰林编修、检讨主考，其他省则派六科给事中及礼部主事主考。
同考官也要求由进士出身的府推官、知县担任，教官只是“间用”，加以点缀而已。从主考官、同考官人选资格的变化，可以看出明政府对乡试的重视，也可见杜绝科举中请托之风的困难。
除主考、同考，还要组织一个乡试管理班子，这个班子由提调官一人、监试官二人、供给官一人、收掌试卷官二人、弥封官一人、誊录官一人、对读官四人、受卷官二人、巡绰搜检官四人组成，另有办事人员及号军若干。
乡试由朝廷选派翰林、内阁学士赴各省充任正副主考官，主持乡试，考试主要考《四书》、《五经》、策问、八股文等，各朝所试科目有所不同。各省的学政是不能主持乡试的，学政负责主持院试，选拔秀才，并督察府、县的学官。
八月初九为第一场，试以《论语》一文、《中庸》一文或《大学》一文、《孟子》一文，五言八韵诗一首，经义四首，初场的3道四书题每道都要写200字以上，4道经义题则需要写300字以上。十二日为第二场，试以五经一道，并试诏、判、表、诰一道，议论文要求300字以上，以后又有变通。十五日为第三场，试以5道时务策即结合经学理论对当时的时事政务发表议论或者见解。
儒家经学是科举考试的主要核心内容。
宋应星为韦宝准备的便多为儒家经学的内容。
“宋先生，若是按照你这种准备法子的话，别说你才准备一百多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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