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农夫与同样勤勉的大学教授赚取相同的收入，这种差异是由社会制度和经济规律决定的……当然还有难以捉磨的运气因素。”
“您提到了制度，这与我不谋而合。”克洛德主教神情严肃，借福格尔的话头引申开来，“依我之见，帝国当今种种困境都源于制度不公，如果不改变现行的坏制度，贫富差距只会越拉越大，底层民众的不满情绪越积越深，迟早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大动荡！”
雅各布福格尔目瞪口呆。罗兰不由挑起眉梢。会场中一片哗然，议论纷纷。
克洛德主教对这样的反响并不意外，抬手示意大家安静。
“我刚才的话似乎引起了一些争议，或许有人怀疑，我这个保守派分子，怎么突然操起改革派的论调来了？”
克洛德的设问引来一片笑声，人们的确有此疑惑。
“不好意思，让对面的先生们失望了，我没有背叛格里高利法座的信任，也不打算投靠改革派阵营，我所批评的‘坏制度’并非你们以为的旧制度，更不是传统道德和宗教信仰，实不相瞒，我今天针对的恰恰是改革派人士信奉的基本教义重商主义！”
“越来越有趣了。”罗兰眼睛一亮，克洛德主教打算从何着手批评“重商主义”？他对此满怀期待。
“雅各布福格尔先生刚才声称包税商是靠勤劳与智慧致富，后来在我的追问下又不得不承认占了制度的便宜，究竟是什么制度使福格尔先生这样的包税商得以发财致富？他本人不便明言，那么就由我替他揭示这里面的奥秘。”
“诸位请注意，当一国政府出于削减征税成本或者其他目的，将征收某地税赋的特权承包给一位商人或者一家包税公司，每每附带一个关键条款与‘特许征税权’一并承包出去的，还有垄断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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